原载《南方都市报》 采访对象：于飞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专做娱乐新闻，他说当初选择这个方向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他认为娱乐是比较有前途的市场，会有很好的机会。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

　　为了这个想法他曾经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贴钱做了一篇杨钰莹的深度调查报道。他说那时候最难熬的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很闲，让人待不住。我又是个喜欢动的人，每天却必须等着别人给我消息。”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是该盘点的时候了，热闹了７个月。自从我今年４月２３日报道出来开始，一场江湖的纷争爆发开来，直至今日。在这场纷乱的斗争中，暗器与证据齐飞，口水溅长天一色。７年恩怨，如今未了而了。虽然官司上没有结果，但至少在公众的眼里，赵忠祥已经被推上了道德的法庭，接受审判。
　　在撤诉前，饶颖通过电话问我：“老赵身体还好吗？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瘦了……算了吧，我更是。”我默然。我记起大概两年前的１２月，饶颖打电话到报社，向我报料，说她要公布她与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之间长达７年的婚外情，我当时的反应是跟所有最初看到这篇报道的读者一样，目瞪口呆——尽管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明星与名人的，不过因为赵老师植入心底的淳淳长者形象……
　　为了求证这一事件，我约见了饶女士。在听完她的陈述与带来的录音带后，我已信了一大半。但当她在去中央电视台送录音材料时，我还是跟去了——此举不无监视之意，我想，她敢骗我，但是理应不敢在中央电视台纪检组的人面前说谎。
　　从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３年初，在跟她反复的见面当中，我一步步地在做着报道的准备工作：采访录音，复制对话磁带，对饶女士的话进行求证，去她所工作过的医院调查，向律师做法律咨询……在一切情况开始明朗的２００３年３月，这事又因故此搁置下来。直到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作出裁定，报道这一新闻再次提上我的日程。在经过对派出所、海淀公安局、海淀法院的采访之后，我当时就职的上海某报社决定将这个事情做开来，用４０个版，加印２０万份。报社还为饶女士请好了医生与法律顾问，万事俱备之时，在临订机票之前，饶颖又决定不去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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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尽管从法律判决到媒体报道上，皆未将这场纠纷的事实澄清。但我仅代表自己——也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无论作出怎样的道德判断，但相信饶颖所说的基本属实。我以前报道过杨钰莹和刘晓庆两个大案子，而人们知道杨钰莹说谎以后还在听她的歌，刘晓庆坐牢以后照样有人看她的电视剧，赵忠祥也依然主持着动物世界。名人也是人，能做很高尚的事，也能做极卑劣的事，但多数时候跟一切人一样，滚爬在俗世里罢了。

饶颖:复仇烈焰未曾焚烧的生活与爱情

原载《外滩画报》 记者 于飞

　　专题：赵忠祥惹上"情债"官司

    随着饶颖的公开撤诉，饶赵案已经步入尾声，公开曝光过年半的饶赵纠纷剧将要落下帷幕。作为最早接触饶颖并掌握证据的记者，在尘沙俱下之后，心里的憋闷多过口中的唏嘘。《外滩画报》约我对她做一个专访，却不是作为整件事的结案陈词，而是去寻找这件官司的本质，痛定思痛地去辨证这个男权社会中女性如何在人格、经济等层面上独立自在的无解之题。编辑在电话里说，以往所有关于饶颖的媒体报道都是将之覆压于赵忠祥的影子下面，希望这次采访能够将这个影子撤去，问她的童年、她的爱情观、她的理想……即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予以呈现。而这个访谈举步维艰，很多问题她保持沉默或表示忘记，而当我只能从问题内容与提问方式中将那个影子隐去时，她却一次次倔强地将这个影子披在身上。她说：“我现在还在一个战场上，一无所有，而且明天还要打仗——虽然战争已经处于尾声。”她身上燃着的复仇火焰与我两年前第一次接触她时一样炙烈，她的仇人究竟是谁？是那个嗓音慈祥的央视主持人，还是他或她之上、之前、之左右，这整个世界的价值传统与性别分层？我问她：“若将你和赵忠祥的身份打个颠倒，性别还保持本来，那你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一方？”一直很激动的她猛然语塞。这种以突然的不语来遮掩的愕然与不明，或才是她与赵忠祥这场闹剧中至为本质的表情，才是可以令诸多看热闹的人回过神来，去审他与自省之所在。

　　出身、工作与生活观

　　八十年代中期，饶颖在西北某医专毕业后顺利地参加了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整形医生，饶颖自称在当地颇有名气，刚毕业那几年事业发展一帆风顺。在谈话的过程中，饶颖数次提到她喜欢哲学，并在２０００年初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在刚来北京的几年，饶颖的家庭生活可以说平稳而又朴实。如今的她谈起过去虽然小心翼翼，但是掩饰不住当初在北京顺水顺风的得意。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饶颖就开始谋划自己的诊所。在行业中出类拔萃曾经是饶颖的理想，但是婚外情的公开曝光令其人生道路彻底改变。谈到今天的处境时，虽然她很无奈和愤怒，但她说自己的斗志仍然顽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出生在哪？童年生活幸福吗？

　　饶颖（以下简称饶）：我是１９６５年出生在乌鲁木齐，祖籍四川，军人家庭。我爸妈都是军人，教育很严格，出生后不久我爸爸就下放到陕西的边远农村，我的童年都在那边度过，父亲被打成右派，我妈出身地主家庭，成分不好使那段时间我们一家的生活很动荡，家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父亲被叫去问话的时候，我们家都很紧张。我都记不起来了。童年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团阴影，对我的性格造成了负面影响。
　　记：请谈一下你大学前后的生活。
　　饶：那时候我还没开悟，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毕业后收入不错，那时候每天都是病人，每天都加班加点，很忙，过得很充实。
　　记：你那时候有什么理想？
　　饶：挺模糊的，就是想在这个行业出类拔萃。
　　记：你什么时候来北京发展，为什么？
　　饶：在西北的那个小城市呆了一段时间后，就恋爱组建了家庭，我爱人在北京，后来我就来了北京，大概是在９０年代初的时候吧。
　　记：来北京后你的发展顺利吗？
　　饶：我是那种撂在戈壁滩上都能活下来的人。刚开始几年，因为我的医术很不错，工作也不错，当时我的工资挺高的，每月收入有２０００元，先在一个医院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某国家机关单位，１９９６年就去了央视，认识了赵忠祥。２００１年离了婚，现在你也知道我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
　　记：如你所说，你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
　　饶：当然，我给七个部长看过病，我服务的对象没有一个差的，都是处长、局长，我有一个摸脉的绝活，我一摸脉就知道他什么病。当时接我的车都是宝马、奔驰，坐个普桑他们都要跟我说：“对不起，今天用桑塔纳送你。”
　　记：你在北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饶：谈不上最大困难，要说也是此事曝光之后的各种辱骂，包括我到一些机关单位申诉时遭到的辱骂歧视。还有就是户籍歧视。因为在北京行医，需要北京户籍，我没有。事情曝光后，我曾在北京一家医院上班一段时间，一家报纸把我登出来了，尽管院长很喜欢我，也只能让我走人。
　　记：听说你在２０００年开始在三个大学进修上学？
　　饶：对，２０００年开始在北大进修哲学，在首都经贸大学学企业管理，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中医。
　　记：怎么想去上学，那时候你已经３０多了。
　　饶：当时我想自己搞一个诊所，所以学了企业管理还有中医。
　　记：你哪来那么多学费？
　　饶：自己的积蓄，老赵也给了１万多吧。
　　记：你从当时的社会地位到现在婚外情公开曝光之后，频频受到歧视，后悔吗？
　　饶：的确受到很大伤害，现在落了一个没人要的地步，还要受到辱骂。连工作都找不着，吃饭都成问题。那些单位一听说饶颖来找工作，哪还敢要？有的还说饶颖你要是改个名字，还可以考虑。
　　记：你的生活理念是什么？
　　饶：公正。对民工和部长看病都一样，不是因为他是民工我就敷衍了事。还有守时，我跟别人约好的时间，我一般会提早到，万一迟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多少分钟。”如果对方晚了，我也要指责他迟到。
　　记：你认为自己的性格怎样？
　　饶：执着，我对每件事都很执着。老赵开始没看出来，后来他看出来，他说我是一个极其负责任，极其能吃苦的人。譬如当年我坚持要上三份学。另外，我的生活态度一直很积极，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记：你生于６０年代的西北，相对而言应该很传统。
　　饶：我是很传统，但同时是个另类。
　　记：你的另类在哪里？
　　饶：因为我对有些人的看法与多数人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一些达官贵人，我就不会去想怎么去巴结拍马屁。
　　记：那又保守在哪里？
　　饶：包括老赵，我前后只经历过两个男人！最多再加上以前谈过一个对象，总共三个。
　　记：假如撤诉成功，你会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吗？
　　饶：我是迫不得已撤诉，撤诉成功，这事也没完，肯定还有后遗症。

　　婚姻、爱情与家庭观

　　饶颖对于自己的离婚一直不避讳，但对于前夫和从前的家庭生活基本不愿提起。２００１年饶颖和丈夫离婚，饶颖称自己房子、财产都没要，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其丈夫发现了她的婚外情，饶颖这样形容这段感情，“好聚好散”。关于男女感情，饶颖喜欢用一个模糊的词：缘分。她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能体会到婚姻生活就像一个圈——不甘平淡生活的她对这个圈是否感到乏味，而在名人光环的感召下发生婚外情是否也成为了一种必然？当她谈到自己１３岁的儿子时，显露出身为一位母亲的自豪感，她称赞自己的儿子优秀，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篇儿子写的作文给记者看。
　　记：那离婚你后悔吗？
　　饶：（沉默）
　　记：你以前的家庭和睦吗？
　　饶：还是比较和睦。
　　记：与你前夫恋爱和结婚时那种甜蜜的感觉有吗，还记得吗？
　　饶：我不记得了，我已经用伽玛刀把神经阻断了，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些了。
　　记：人不能活在记忆中，但必须要有美好的回忆。
　　饶：那样的话人就活得很痛苦。
　　记：有美好的回忆就很痛苦？
　　饶：好也好，不好也好，昨天都过去了，我只看着明天。我已经走到现在了，我不能放弃啊。
　　记：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
　　饶：有缘了就在一起呗。
　　记：这是一种有责任感的观念吗？
　　饶：我觉得我有。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追求个人幸福。其实老赵还是一个蛮有魅力和感染力的人，但是他很不负责任，很卑鄙。为了他的名声问题，他居然可以说不认识我，这就是他最卑鄙的一面。
　　记：你自己需要负什么责任吗？
　　饶：当然！我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丈夫，对不起我的家人，我也对不起老赵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我没有对不起老赵，是老赵对不起我。
　　记：那你的婚姻观是怎样的？
　　饶：婚姻与爱情不同，婚姻首先要有责任感。履行这个家庭的职责，维护家庭的稳定。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门，如果家庭不稳定会给社会造成隐患。
　　记：你觉得自己尽了婚姻的责任？
　　饶：怎么说，用一个量化的概念来说。我在我的婚姻上尽了６．５成的责任。
　　记：还有３．５成的责任呢？
　　饶：那就是我的婚外情。
　　记：大家一般认为：男女发生性关系，女方就吃了亏，你怎么看？
　　饶：我认为不是，如果女方和男方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双方就是平等的。如果男方是采用欺骗、暴力这样的手段，那就是不平等的。我刚开始和老赵是不自愿的，但他欺骗的手段蛊惑了我。
　　记：然后从不自愿到自愿？
　　饶：对，从不自愿到自愿。
　　记：你儿子也在北京吗？
　　饶：在，跟着他父亲，我的前夫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
　　记：你儿子知道你这些事吗？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恨你吗？
　　饶：我想他应该知道一点，但他从来不提。我跟他爸离婚，对他来说绝对是更大的打击。我想他不会恨我，最多有些情绪。我跟他的沟通没有问题，我认为自己已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媒体造就名人

　　不管在这个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事真假难辨，有一个事实是饶颖成为了一个名女人。而把饶颖造就成这样一个“名人”的就是媒体，也可以说是娱乐记者，饶颖称“娱乐记者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敢说”，确实，当娱乐记者把录音带、同性恋、精斑等饶颖提供的这些猛料毫不忌讳地抖露出来之后，把“饶温斯基”寻求公正的事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娱乐事件，一个媒体的狂欢派对。
　　记：不管现在结局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你成为了名女人……
　　饶：什么？我成为了一个名人？成为了一个臭人吧。名人的素质都很低，像老赵，说话很狂，自以为了不起，他不翻船才怪，这个年代没有谁了不起。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民工们，他们给这个市场带来了活力，带来了进步。
　　记：不是有人找你写书了吗，这就是名气。
　　饶：我是打算写书，我还会用老赵的原名写。我请教过法学专家，用他的照片侵权，用他的名字不侵权。
　　记：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媒体、公众及执法机构在此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谁的角色更重要？
　　饶：当然是媒体，媒体推进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娱乐记者，他们是伟大的，法制记者不敢说的，娱乐记者敢说。我特别感谢媒体，在这件事了结之后，我要发一封公开信，感谢全国媒体的支持。虽然某些记者的不实报道伤害了我，但我能理解他们。回忆就很痛苦？

　　一年以前的事

　　是该盘点的时候了，热闹了７个月。自从我今年４月２３日报道出来开始，一场江湖的纷争爆发开来，直至今日。在这场纷乱的斗争中，暗器与证据齐飞，口水溅长天一色。７年恩怨，如今未了而了。虽然官司上没有结果，但至少在公众的眼里，赵忠祥已经被推上了道德的法庭，接受审判。
　　在撤诉前，饶颖通过电话问我：“老赵身体还好吗？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瘦了……算了吧，我更是。”我默然。我记起大概两年前的１２月，饶颖打电话到报社，向我报料，说她要公布她与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之间长达７年的婚外情，我当时的反应是跟所有最初看到这篇报道的读者一样，目瞪口呆——尽管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明星与名人的，不过因为赵老师植入心底的淳淳长者形象……
　　为了求证这一事件，我约见了饶女士。在听完她的陈述与带来的录音带后，我已信了一大半。但当她在去中央电视台送录音材料时，我还是跟去了——此举不无监视之意，我想，她敢骗我，但是理应不敢在中央电视台纪检组的人面前说谎。
　　从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３年初，在跟她反复的见面当中，我一步步地在做着报道的准备工作：采访录音，复制对话磁带，对饶女士的话进行求证，去她所工作过的医院调查，向律师做法律咨询……在一切情况开始明朗的２００３年３月，这事又因故此搁置下来。直到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作出裁定，报道这一新闻再次提上我的日程。在经过对派出所、海淀公安局、海淀法院的采访之后，我当时就职的上海某报社决定将这个事情做开来，用４０个版，加印２０万份。报社还为饶女士请好了医生与法律顾问，万事俱备之时，在临订机票之前，饶颖又决定不去上海了。
　　……
　　此时此刻，尽管从法律判决到媒体报道上，皆未将这场纠纷的事实澄清。但我仅代表自己——也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无论作出怎样的道德判断，但相信饶颖所说的基本属实。我以前报道过杨钰莹和刘晓庆两个大案子，而人们知道杨钰莹说谎以后还在听她的歌，刘晓庆坐牢以后照样有人看她的电视剧，赵忠祥也依然主持着动物世界。名人也是人，能做很高尚的事，也能做极卑劣的事，但多数时候跟一切人一样，滚爬在俗世里罢了。

原载《外滩画报》 记者 于飞 

　　在刚刚举行的第八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上，有许多人提出，2004年是中国电影的拐点，中国电影已经昂首走出了低谷。但是也有人指出，2004年的成绩也许只是一个泡沫，中国的电影已经处在了生死的边缘。

　　2004年，是华语电影全面崩溃的一年。

　　台湾去年的电影产量刚刚达到两位数，现在台湾电影在台湾市场上的比重都占不到0.3%。作为台湾电影的旗帜性人物，侯孝贤在被问到台湾电影的前途的时候，表情十分黯然：“短期内看不到希望，现在的市场像一个黑洞一样，让人看不到底。”

　　随后，香港也开始了“电影救亡运动”。整年香港电影的产量仅为50来部。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曾经一年生产达到300部电影，总票房超过10亿港元。目前的消息，贺岁档只有《喜玛拉雅星》和《韩城攻略》充斥市场，而贺岁第二档竟然再无港片推出，据说两个月后情况会更加恶化。若无计可施，不少公司只有全部遣散员工宣布破产。

　　华语电影的整体衰退第一次在两岸三地得到共识。盗版之害、投资环境恶化、外来电影冲击、本土电影缺乏创造力等，都是华语电影值得关注的问题。在2004年的金马奖之后，一位评论者指出：“本届金马奖如果说还有更大的意义，那就在于它让我们知道了现在华语电影是多么无力。它提醒我们，该醒来做些什么了。”

　　比起港台的情况，内地电影显得露出了些许生气，全年国产片总票房达到15亿，产片200多部。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内地电影的脸只是虚胖。15亿票房的一半被4部有美国血统的大片捧走，而据导演协会统计，2004年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十来部。

　　中国电影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在中国电影直面死亡的时候，有了这第八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有了压迫感的两岸四地的电影人走到一起来，勇敢地抱成一团，力图能够寻找到新的方向，生产自救。外人看来，自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

　　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却对这样的会议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我参加过多次的这种研讨会，发觉实在没有太大意义。与会人仅任发牢骚，就一些老生常谈的课题表白、倾诉、申辩、提议、质询、解疑……散会之后，再不会有人跟进。地球仍然在转，问题依然存在。日子继续过，拍电影的人照旧面对开研讨会之前所面对的烦恼和问题。但大部分人仍然全程出席这些聚会，尤其是来自港台的嘉宾，因为东道主热情款待，大家亦给足面子。就当合演一场好戏吧！”

　　好像可以看出来，电影人依然老调重弹，将电影不能发展的原因归咎于盗版与电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生死边缘，电影人依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那就是创作力匮乏，像张艺谋的《十面埋伏》这样的电影也许只会进一步倒了观众的胃口。

　　多次参加过该研讨会的导演都认为，本届研讨会是16年来人气最旺的一届，也是最务实、最有收获的一届。200多名来自两岸三地的导演济济一堂，坐而论道。通过这次研讨会，台湾导演看到了进军内地的希望，香港导演管窥了内地电影的游戏规则，而内地导演则从台湾导演那里得到了血淋淋的教训，还从香港导演那里知道了不少电影商业化操作的经验。

　　这次会议最终呈现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对于市场还是风格，内地电影承载了振兴华语电影的重任。而这个结论更似提问：香港与台湾的电影为何没落至斯？怎样令其电影在本地化的基础上得到复兴？所谓“内地电影的崛起”有何证据？被屡屡谈及的内地电影生涩的市场环境、不松口的体制壁垒等等，怎样得以解决？

　　由此，记者先后采访了内地的著名导演李少红，香港的演员兼导演曾志伟，台湾的著名导演朱延平。

　　李少红我们今天确实面临存亡问题

　　李少红，著名导演，第八届导演协会唯一一位女性副会长，也是中国导演协会第一位女会长，她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担任起了和媒体联络的任务。她直言这次导演会真的是很感人，她自认为自己一直都是不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她经常都热泪盈眶，那种感觉就像多年没有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忽然团圆。李少红认为本届导演会大家情感的交流比得不得奖更为重要：“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互相交流，互通有无，增进情感，增进对电影的热爱，实在太让人感动。中国电影复兴的希望也将由此而产生并传播开去。”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4年据说是内地电影成功走出低谷的一年，你怎么看？

　　李少红(以下简称李)：仅从上映的数量来看国产电影并没有走出低谷。导演协会在评选04年影片时就遇上这样的尴尬。评选影片的标准必须是上映的。但是03年通过的国产影片，04年只有十四五部上映。那么多影片都上那去了？除了放映档期冲突外，大多数小成本影片没有能力进电影院，一年中我们只看到一两部国产片的辉煌，掩盖了冰山下面大片缺少阳光的土地……

　　记：您认为中国电影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是将电检制改为分级制吗？

　　李：老实说分级确实是中国电影当前很迫切的问题。但是分级解决不了中国电影所有的问题。体制和市场的系统化，还有资本市场的形成，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记：从目前来看，除开陆川，大家能够看得出来的新晋导演并不多，这种后劲不足的现象如何解决，新生代的电影人什么时候能够出头？

　　李：我觉得不能说后劲不足，随着电影环境的不断改善，新型的电影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冒出来。我断言他们会和传统的形式很不一样，会从电玩、FLSAH、粉丝、淘碟发烧友、广告业中来，来自专业学校的只是三分之一，竞争力也许还不如其他。

　　记：台湾的朱延平导演说留给中国电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台湾的电影市场已经基本被美国片霸占了，内地电影有没有相同的问题？

　　李：如果我们不能从近邻的电影工业革命的教训中汲取好的经验，我们确实会走他们的老路。这是很现实也很严峻的现实。欧洲也经历这这样的历史。英国有一个制片人叫大卫.普特南写了一本书叫《不宣而战》，张建亚导演推荐我看，我看后很震动。我们今天的境遇和欧洲上世纪90年代初非常相似，确实面临存亡的问题。我们请别人来作客，本来是想交流一下生活经验，也学学做西餐，换换口味，千万别因为好客把饭桌让了，把床让了，最后把老婆也让出去了……

　　记：这次的研讨会上，似乎所有导演都呈现出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的强烈欲望。

　　李：这是最后一片可耕地。最后一道防线。来参加垦荒的人和地主都应该清醒，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把好的经验带来，建设已经属于我们共同的家园。再糟蹋了，我们就无处可呆了。我的观点也许有点悲观，但是很现实。

　　记：一直以来，中国电影的瓶颈被攥在政府的手里，而这回政府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很让人振奋。

　　李：近年来是政府在电影改革政策步伐上迈得最大的时期。我觉得这些有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会在近三四年推动电影体制和市场的成熟发展。

　　曾志伟港台电影不靠内地市场肯定死路一条

　　曾志伟作为香港电影的老大哥，一直活跃在电影圈里，从演戏到导演到现在自己做老板投资制片，他感触良多。去年国产电影(包括合拍片)达到了213部，在这213部故事片中有212部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而惟一一部没有通过审查的就是曾志伟的《江湖》。在本届导演会上，他因此得绰号“213”。

　　放胆拍跟外面竞争的题材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现在好像经常到内地来，接电视剧、演电影？

　　曾志伟(以下简称曾)：内地的老板多，钱多，市场也大，可以多赚钱啊。现在香港电影不景气，今年只有50多部戏，今年贺岁档期的港产片只有两部。

　　记：通过《江湖》这件事，你觉得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对电影发展有很大的制约吗？

　　曾：内地的审查制度很严格，香港不存在审查制度，都是分级制。内地的电影限制很多，许多东西都不能拍，这样我们的发挥余地小，为了迎合内地市场，我们经常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这样又失去了香港一些市场，所以不太好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江湖》遇到的情况，电影审批两次，但是两次审批的人并不一样，这样也会给电影上映带来许多麻烦。我们当时本子已经批了，我们97%是按照剧本完成的，但是我们片子出来在审查的时候还是没有通过。后来，我才知道审查剧本和电影的是两批不同的人。

　　这样的情况对电影发展影响很大，因为一个电影投资者或者监制以及电影导演，都会考虑到戏有没有内地市场的号召力，当剧本批了我们就进行投资，但是我们投下去，电影却禁演了，这样就很惨。老是这样，谁还敢投资去冒险？我们当然希望内地的电影审查能放开，即使不行也要有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尺度。

　　记：“213”是不是你心中永远的痛？

　　曾：我的绰号你都知道了？怎么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大笑)其实我已经有点麻木了，这两年在香港，我拍了八部戏，没有一部在内地通过。不要说213，其实不止一部，213、214、215、216。但是还是很心痛，投资4000多万，那么多钱花出去，最后因为审查通不过就白白地没有了。

　　记：在分级制度没有出台的时候，合拍片应该如何去定位呢？

　　曾：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分级了，要不然我只能拍两个版本，有海外版本，也有国内版本。分级以后，大家可以更放胆去拍一些能够跟外面竞争的题材，不然我们一定输给韩国、泰国，他们本是跟着我们后面走的，现在都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拍一些比较创新的题材，而我们现在不要讲在内地，连我们香港也在走回头路，因为我们拍合拍片，变成我们尺度跟着内地，大家说这个不是鬼啊，是做梦啊，这个黑社会其实是好人，原来他是警察的卧底等等，费口水来解释，最后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不能继续这样子了。

　　记：现在香港电影一直在走下坡路，演员不缺，但在幕后，好的导演、编剧越来越少，怎么办？

　　曾：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这回的《一石二鸟》，本来我是演雪村那个角色，但是我发现雪村真的很有潜力，所以我主动把这个戏份很重的角色让给他，自己演了本来他那个角色。我《江湖》的编剧是一个23岁的女大学生，而导演黄精莆也算新人，以前一直是做独立电影的。我会充分给年轻人机会。在电影世道好的时候，优秀的人才可以自己寻找机会爬出来，但是现在世道不好了，我觉得更需要我们这些老家伙作出更多的努力，培养一些新人，多给一些机会给新人。

　　为什么一定要外国人才行？

　　记：你还要继续投资拍片吗？我是说针对内地市场。

　　曾：当然要啊，内地的市场虽然很难搞，但确实很大，你想想，现在已经有好几部电影都卖过亿了，你知道《天下无贼》在香港票房是多少吗？500万，比不上内地一个零头。

　　记：那怎么做？怎么跟美国片竞争？

　　曾：为什么一定要外国人才行？我觉得中国人也能做到的，只要用好莱坞的技术，更重要是他们的市场意识。而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本土市场经验，两个合并起来，我们自己来包装。就像你去买衣服，这套西装卖得比较贵，它的包装就比较漂亮，为什么卖便宜的西装就不能包装漂亮一点？不一定卖便宜的西装就用塑料袋，也可以用很漂亮的彩纸去包。我觉得包装很重要，我常常说电影就跟吃东西一样，也是靠色香味，观众还没有看这个电影，好像一对情侣找东西吃，他们走过这个店，一看里面的橱窗，这个好像蛮好吃的，吸引他进去了来吃这个菜，……他们还没有付钱，还没吃，但是他已经坐下来点菜了，就跟他进戏院一模一样，因为他没有看过里面的片子，是看你怎么包装自己的片子，怎么去介绍给观众。

　　记：好像现在港台的导演都盯着内地的市场垂涎三尺，而内地的导演往往想到的是去国际上去，其实家里没有弄好。像有些导演拍电影就是为了去国际上得奖，而有些导演拍商业电影也好像是为了得到美国市场的青睐。有人说当时《英雄》的出生就是为了要弄到一张奥斯卡的出生证明。

　　曾：港台电影不靠内地市场肯定死路一条，所以这回香港、台湾的导演一窝蜂地来了几十个，说明大家很闲，没工开，也表明大家急不可耐了，这是一个好事，对发展中国电影是一个好事，这么多的有经验的电影人众志成城，中国电影肯定能火起来。

　　内地的一些导演，我认为他们要拍片到国际上去获奖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内地的市场还没有起来，但是他们要往上面走，惟一的出路就是参展。所以有一段时间变得拍地下电影的导演比拍为市场服务的电影的导演还多，都是拍一些题材内地不能放要拿出参展的作品，这个太奇怪了。所以到现在，你看去年在内地拍的电影，几乎都是要么就是不超过四百万，要么就是超过四千万，没有一千多万，七百、八百万的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投资者的问题，你一告诉这个投资者，这个导演不是张艺谋，不是冯小刚，讲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他说好了，不要超过三百万，不要超过四百万，宣传不用做了，没有一部戏卖得多过三百、四百万做什么宣传……大家不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外面人又会怎么想？只有大片，一投就是几千万美金，既然投那么多钱，观众至少知道是大片，不用做宣传就知道了，只要那么投一点点，没戏。其实内地商业电影的空间太大了，只是以前因为尺度的关系，变得每一个人只能拍一些去拿奖的艺术电影。

　　朱延平台湾电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朱延平是台湾著名的导演，现任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也是台湾不可多得的高产导演，他已经有100多部电影问世。他执导的《新乌龙院》成为一个经典，电影江湖中人称“台湾东方不败”。时下，正在全国热映的贺岁电影《一石二鸟》是其最新力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部戏称为港台导演测试内地市场的探路石。

　　台湾电影惨惨惨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台湾电影的现状？大家都知道已经举步维艰了。

　　朱延平(以下简称朱)：其实台湾的电影可以作为内地电影一个借鉴，台湾早先的电影跟内地一样，太偏重艺术了，其他都不叫好，大家都像攻击《十面埋伏》一样攻击其他的商业电影，却不想想，等商业电影被攻垮以后整个市场都死掉了。当年台湾也是这个样子，艺术电影不管拍得多烂，大家都会说这个好啊，有内涵啊；反倒是商业电影一卖钱，大家都会骂说，这个电影没有表达什么意义。为什么每部电影就一定要表达“意义”呢？我觉得如果香港电影全部是王家卫，拍了10年的《2046》，这个市场肯定就没有了。台湾这个市场是因为这个10年来统统都在做侯孝贤，大家都在学侯孝贤的拍戏方式，因为这样做，媒体就给你鼓励啊，政府就给你资助啊，说这样好啊，参展好啊。这是一个轮回，当你市场死掉的时候，艺术电影也就随之完蛋。你没有发现吗，当你这商业电影卖钱的时候，艺术电影就好，就能在世界上拿大奖。比如韩国，香港也是啊。台湾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我希望内地电影千万不要走到这上面来。

　　记：现在台湾电影还有没有一些能够卖钱的电影？

　　朱：没有了，包括港片，刘德华的，郑伊健的，统统都不行了，死掉了。主要是市场已经毁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很惨，非常惨。

　　记：那现在台湾人们究竟看什么电影？

　　朱：全部看好莱坞的，因为台湾对好莱坞电影没有限制，对本土电影没有保护，所以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霸占着所有的档期。

　　记：那台湾导演们有没有想过怎样去救市？

　　朱：怎么救？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救不了啊。其实台湾电影本土市场很小，跟香港一样，也要靠很大的海外市场来支撑。香港600万人，台湾2000万人，跟内地13亿人怎么比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就在内地。

　　超越好莱坞，把这个消息告诉宝莱坞

　　记：今年许多内地的电影人都在欢欣鼓舞，说中国的电影已经成功走出低谷了。

　　朱：我也本以为是这样，但是通过了解，知道除开哥伦比亚投资的几部电影以外，也就是超级导演、超级明星以及超级投资的电影卖钱，其他内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电影卖钱。我看到内地电影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也有很大问题。我觉得内地应该把那些没有那么大投资，没有那么大制作的电影通通做起来，那时中国电影才是真正的起飞了。就跟全国富起来一样，现在只有一两家暴发户，其他人都还在饿肚子，这是不行的。内地电影的数量也不多，才200多部，印度每年都有1000多部，号称宝莱坞。中国比印度大，也比印度富啊。

　　记：大家都说内地电影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审查制度太严，一个是盗版问题，你怎样认为？

　　朱：现在大家都盼望着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能放一放，盗版被打掉。内地电影市场其实有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是它的电检制度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严格的，但是老百姓可以很随便从盗版DVD上看到反动的或暴力、色情的内容，管你18岁还是8岁，买回家看就好了。所以这种审查制度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这回的导演会，电影局的领导都悉数出席了，他们的态度非常开明，让我们许多港台电影非常吃惊，我们感觉审查制度的开放已经很快了，他们已经在做了。

　　记：台湾的电影是如何管理的？

　　朱：台湾目前基本上是没有检查了，所谓的检查是他不能不通过，也不可以动剪刀，也不能禁演，他只能给你分级。

　　再凄惨的生日也要吹蜡烛

　　记：现在好像内地的导演都在走国际路线，特别是知名导演。你怎么看待？你好像反倒更看重本土市场？

　　朱：我觉得做好内地的市场就够了。走国际路线需要很大的投资。我觉得做这种大电影就像“过年”，但是我们还是要“过日子”，要过年好，但是过日子也要好啊。方方面面都要有人去做，才显示我们成熟。

　　记：现在好像电影的新人比较少，你觉得像你们这一些电影人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朱：不用做什么，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现在新人少是因为电影拍得少，只要你电影拍得多，工作人员多，自然就能有有天赋的人出来。像我、徐克，杜琪峰也是，先是做场记，然后做副导演，然后做导演的。我们港台的导演通通都是从片场出来的，你不用刻意去栽培。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担心新导演的问题，需要关注的是电影经营人才，有商业眼光，有经营手段的人才是现在中国电影最缺乏的。

　　记：香港电影现在也是比较低迷，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目前香港本身的市场是不能支持电影的发展的，没有办法，只好转去跟内地合拍，这样题材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拍，空间越压越小，变得没有创意，不好看了，接着恶性循环。在香港卖得比较好的像《见鬼》和《江湖》，但这些都不可以进内地。现在香港电影为了能进内地市场，放弃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大家眼睛都盯着内地，只有靠内地市场的开放，做到百花齐放的时候，华语电影才能够活起来，才有可能去跟好莱坞抢占河山。内地已经是华语电影最后的希望了。

　　记：你觉得留给中国电影人的时间还有多少？

　　朱：已经不多了。今年是中国电影100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我希望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本专题撰文外滩特约记者于飞)

　　外滩画报

    以下是我认为分析这个问题不错的一篇文章，大家共赏：

嫖妓与人品学问无关

作者：田应渊   来源：搜狐网   Star.news.sohu.com 2005年12月01日10:55

    嫖妓在很多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眼里似乎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当然这些具有道德感的人私底下是不是也去嫖妓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双重标准的问题，因为如果讨论，显然意味着我已经认同了某些道德感分子的尺度，而这些尺度我事实上是不认同的。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嫖妓这个相当私人化的事件，怎么会和很多问题，例如社会问题、破坏婚姻、道德败坏、人品低劣甚至学问糟糕拉扯到一起？因此我想有必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讨论嫖妓的定义，定义含混通常是我们讨论问题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所谓嫖妓，大约应该是指一次性的、即时性的交易性质（主要是金钱或者某种实物，其它一些看上去似乎也是嫖妓的行为不算，下文将详细分析）的性活动，以区别于“包二奶”的长期性以及“一夜情”的非交易性（这里娼妓这个概念是中性的，不专门提出是因为男嫖女和女嫖男在逻辑上是等值的，为了行文简便本文不特别提出，并不是不重视女权）。并且嫖客与娼妓之间存在一种非一一对应性及随机性，显然，一个嫖客对应多个娼妓，一个娼妓更是对应多个嫖客；而且一个嫖客找到哪个娼妓，或者一个娼妓接某位嫖客，也是相当随机的，这样就和稳定的性伙伴区别开（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某位嫖客只去找某位娼妓，或者某位娼妓只接某位嫖客，但这些相当少的个案并不影响整体判断）。

　　相对于固定的性伙伴而言嫖妓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例如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有某种危险性（在中国这个娼妓并不合法的国家这属于一种违法行为，有被抓到的可能，虽然并不判刑只是罚款）、要承受某种道德压力、以及可能会染上某些性传播疾病（除了性病外，艾滋病、肝炎等疾病也不容小视），甚至于在去找那么一些不太“敬业”的娼妓时还要冒着被偷盗、抢劫乃至勒索的危险。那么，在这些不足（有些则是危害）明显存在（嫖客们是明白这一点的）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嫖妓？

　　人总是有性欲的，而压抑性欲则是有违人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要这种天性（即使被阉割，性欲也会也以其它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很大程度上这就转化为一种权力，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除非一个人主动放弃这个权力，例如投身某种需要禁欲的宗教或者出于某种理想或目的主动禁欲；或者一个人由于犯罪而被剥夺了许多人权，否则人为的压抑他人的性欲显然是不人道的。问题在于，人的性欲总不能随时随地的得到满足——存在两种可能：一、没有固定的性伙伴；二、虽然有固定的性伙伴，但是：1、性伙伴不在身边，2、性伙伴出于某种心理或者生理的原因不能满足其性欲，3、出于某种心理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同性伙伴发生性行为（例如对性伙伴感到厌倦、或者由于某种心理原因不能和某个特定的人发生性行为）。手淫和意淫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不是最正当的方式（至少不符合动物本性），而“一夜情”除了自身的魅力因素（否则很难吸引到性对象），也和运气因素有关（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遇到同样需要的性对象），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魅力和运气（魅力如何是通过比较出来的，例如漂亮等，如果世界上的人同样漂亮，那么人们或许会认为有知性比较性感、比较有魅力，因此无论如何只有少数人是有魅力的）。那么，这些人应该怎么来解决自己的性欲呢？要他们去强奸？嫖妓虽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但却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如果一个人有稳定而和谐的性生活，那么他显然没有足够的需要去嫖妓。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去嫖妓，主要的原因是性需要得不到满足。可能有某些人会抬出宋徽宗、明武宗以及清穆宗（也就是同治皇帝）也嫖妓的例子来反驳我，难道，皇帝连三宫六院都不能得到稳定而和谐的性生活？如果这样，还有什么人能得到性满足？应该说，稳定而和谐的性生活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例如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生活可能就更加和谐一些。当然，有某些看上去比较“变态”（这是个很可疑的名词）的家伙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才能得到性欲的满足，例如交换性伴、群交、野合或者SM等，但只要是出于自愿，并且没有侵犯到他人权利，也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尽管爱情或者某种责任与性欲无关，有爱情或者负责任并不必然等值的意味着满足性欲，但从某种道德感出发来说，不去嫖妓乃是一种对爱情的基本尊重（对于没有爱人的那一部分人则不具有约束力）。因为爱情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正是由于被自己的伴侣强烈的吸引，使得人的性欲得到了满足，或者虽然在生理上没有得到满足，却自愿放弃了用其他方式去得到满足的可能（除了嫖妓外，还有一夜情、一脚踏几船或者包二奶等等）。换句话说，不是嫖妓导致了爱情出现问题，而是爱情首先出现了问题才导致了嫖妓（不论是谁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出于道德规范的角度，强迫人因为已经出了问题的爱情而压抑自己的性欲是否人道？礼教规范之所以有问题就在于其强迫愚孝、愚节等违背了人性。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以及活下去的权利，要求为死去的伴侣殉节（有些甚至未婚，而且大多不是以爱情作为基础的）是否适当？当然有某些伴侣自愿殉情，那是因为他们如此珍惜和伴侣的感情，认为继续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但这纯粹是一种个人自愿的选择，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教条规范（所以中国自晚明以来一直控诉“礼教杀人”而终于摆脱了这一教条）。至于婚姻，相比起爱情更加没有约束力——无爱的婚姻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压抑。

　　由于大多数道德规范受限制的条件太多，因此我在这里只用“道德金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赵汀阳修改过的道德金律，则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我认同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论断，但对于这个修正版本我持保留态度。譬如说，一个小孩子显然不希望自己被要求去做很多作业，或者干脆不想做作业；但老师或者家长大概不会根据这个道德金律来减少作业量，或者不布置作业。又或者说，即将分手的情侣一方如果根据这个道德金律来要求对方不要分手，大概也不太行得通。赵汀阳意义上的“人”大约应该是一个具有足够理性和判断能力的人，不过显然，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来讨论这个问题。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是，我所不希望你施加于我的事情，同样我也不施加于你。根据这一道德金律的推论是：如果你不希望你的伴侣去嫖妓，那么你也不要去嫖妓（对于没有伴侣的人，这一推论显然就不成立，换句话说，道德金律与他们基本无关）。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嫖妓行为最严重的质疑，相信很多去嫖妓的人不能同意自己的伴侣也去嫖妓，尽管他们自己已经这样做过并且以后仍然会这样做。这除了说明这些人的爱情或者婚姻早就出了问题之外，更能说明这些人的自私本性（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但这也是个先后问题，不是这些人去嫖妓而导致了他们的自私，而是他们的自私导致了这一行为——显然，对这部分自私的人来说，他们的自私本性即便不通过嫖妓，也会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

　　尽管由于男女比率的不平衡、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以及人的种种复杂考虑和难以言说的欲望，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两性关系的绝对和谐，但一个良性的社会显然应该提供给大多数人好的生活，包括稳定的性生活（至于和谐与否则是个人的事情）。如果一个社会娼妓发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要求助于娼妓才能满足性欲？况且在一个用道德尺度谴责娼妓（正如赵汀阳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更可耻）和打击嫖妓行为的社会里，为了满足那么一点性欲（有些还不一定能满足），却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和冒如此大的风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当娼妓、去嫖妓？这表明社会在良性分配社会资源上出了问题，很多人得不到平等的竞争机会，找不到伴侣以至于要去嫖娼；而很多人则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当娼妓。换句话说，不是嫖妓导致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才出现嫖妓。社会总是有问题的，因此嫖妓现象总会有，区别在于是否泛滥。如果泛滥，不是道德败坏，而是社会机制出了严重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道德败坏的原因恰恰也是因为社会机制出了严重问题。不过，正如本文一再指出的，需要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这个导致这个问题的先后逻辑。

　　有些行为看上去很像嫖妓，但实际上不是。例如在饥荒或食物严重匮乏时出卖肉体换取食物（这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例如通过出卖肉体获取某种特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色交易）；还有某种极端情况，自己嫖妓他人付钱，对娼妓而言这是一种正常交易，但对于当事人不是，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变种（先用钱买色而已，本质还是权钱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两人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与送礼或者请吃饭没什么本质不同。显然，从事权色交易或者权钱交易的人非常可耻，在道德上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职业伦理（因此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并且还触犯了法律。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是嫖妓，应该与这个讨论区别开。

　　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嫖妓是一种目的明确的个人行为。即便与其他人发生比较大的联系，例如自己的伴侣，也只能说明是爱情（或者婚姻）首先出了问题。这与人品或者学问无关。说一个人人品好，往往意味着我们认为此人有正直、善良、负有责任感等优秀品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个人品好的人只要嫖妓，就必然丧失这些优秀品质（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有那么一些人品不怎么好的人去嫖妓，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由于去嫖妓，因此他的人品变得更加不好。至于学问，是一种个人在学术上的修养，一个人用哪种方式（只要不是侵犯他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似乎与学问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反例，很多大学问家也嫖妓；或者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嫖妓，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后来成为大学问家）。

　　附记：

　　本文最初写于去年11月陆德明事件发生之后，最初只是发表于个人博客主页。尽管陆德明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仍然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具有意义，特别是在最近郑家栋事件导致关于儒学的广泛论争之后，当然，要明确指出的是，陆德明事件与郑家栋事件没有太大可比性。本文所试图达到的目的是：通过一种严谨的逻辑态度来讨论问题。我欢迎批评，特别是关于我在知识上的错误以及逻辑推论的不严谨处；但我不接受先验的道德判断施加于我的指责，更加不接受谩骂——至少请这些人耐心的读完我的文章。

　　2005-07-28

　　改定于北辰小区家中(田应渊)

    一个在福建的老朋友前几天添了一个胖小子，真是恭喜了！一天俗务繁忙，只是当天打了一个电话恭喜了一下，其实真的很开心，为好朋友一家感到开心，借此祝福小家伙，我都认做干儿子了！

   搜狐外联工作落后那么多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是外联人员那么大的动荡，外联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管道建设与维护，这个管道的构成是双方的人员搭建的，如果外联人员频繁的更换，自然就会丢掉手中的资源，众多的人都跟我说，我一直想找搜狐，可是不知道找谁。就比如今天参加的discovery的活动，她的媒体宣传见到我非常高兴，说哎呀，以前跟你们合作很好，但是当那个谁谁走了之后就不知道找谁了，我看着新浪的LOGO默然半晌，无奈的说：“我们重新开始吧！肯定比以前好！”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路，看见什么好就作什么，但是做得不见得比人家好，天天跟着人家的节奏跑步，你永远不可能做得比人家好。

  以上其实都是废话，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看到新浪总是喜欢署上“独家网络支持”，哪怕这个合作明明是搜狐的网络合作。其实新浪现在跟疯了似的抢资源，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一个LOGO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是对的。因为能感觉到新浪已经被LOGO压得力不从心了。吃太多会肚子痛的，从小就受到的教育，长大反而忘记了。